残雪与西方“现代主义”文学：残雪接受西方文学影响的必然性_中国_读者_世界

自从登上文坛那一天起，残雪的写作就以读者几乎从未遭逢过的独特形式和意象冲击着已经形成惯性的恒久的阅读传统，其间，有对文学作品所描写的对象从表象向深层的改造，有对读者习惯于通过作品意象的理解和分析而形成的价值判断的颠覆，也有对文学作品所描写的人物和人物活动于其间的世界之客观性的背离，更有对那些在一般作者笔下基本丧失了进入文学世界权力的肮脏与丑恶意象的充分展示。特别是后者，对读者的冲击最为严重。

那么，是什么使这位从未接受过正规的高等教育、从一个小裁缝一跃而为举世瞩目的大作家的残雪，能够在树草交错、根脉虬杂的文学山野上踩出一条自己的小路，并汇聚而为令人震撼的文学气象，形成中国当代文学中几乎无人能够模仿的独特风格呢？通过对残雪的文学创作和文学研究成就的考察，结合残雪作为作家成长的历程，我们发现，作家残雪的存在是“天时、地利、人和”的必然结果：改革开放后中国思想界获得了充分的自由，东西方、古往今来的学术思想兼容并包，文化上的“世界与民族”的关系重新得到认识和确定，使接受和输出的管道大大扩张；上个世纪80年代以来西方文学、特别是现代主义文学的大量涌入，为残雪的创作提供了充分的养料；而中国文学中的优秀传统在她的创作中也获得了重新发酵的机会，它们共同养育了文学森林中“残雪文学”这一株粗看扭曲怪异、细看枝干遒劲且生命力强韧的另类大树。

残雪接受西方文学影响的必然性

对残雪与西方文学之间关系的研究，目前已经取得了很好的成果，许多结论颇具有启发性。不过，在残雪开始她对西方古典文学进行研究和发表研究成果之前，人们普遍认为，残雪创作所获得的西方文学的滋养，基本来自卡夫卡以后的现代主义和后现代主义文学。最早注意到残雪与西方现代派作家创作相似性的是王绯。她通过研究和分析，指出了残雪与卡夫卡、萨特等作家之间“天性的契合”。吴亮先生紧随其后，也谈到人们面对残雪小说时“理所当然地联系起了卡夫卡、超现实主义、精神分析和异化理论，”并认为这样的联系“显然加强了残雪小说的深奥性和象征意味”。萧元也在文章中提炼出残雪小说的一些母题，找出其与西方其他一些现代派作家创作之间的联系：“等待和寻找，是西方现代派文学的两个重要母题，这方面的经典之作有贝克特的《等待戈多》和索尔·贝娄的《寻找格林先生》。”虽然论者只是就残雪小说的母题与两位西方现代派作家的作品中母题的内在相似性进行了一番比较，并未言及后者对残雪的影响，但是从中可见其对残雪与西方现代派作家之间关系的强烈关注。

不过，我们从残雪那里所感受到的东西，如果追溯本源，恐怕并非仅只限于卡夫卡以后的现代主义。西方文学从古希腊时期的荷马史诗一直到20世纪中后期的博尔赫斯、卡尔维诺等，均成为残雪文学的重要营养源。不过，对于西方经典作家的文学成就，残雪自有其独有的认识，正是基于她对西方经典作家的独有认识，她所认定的西方经典作家的价值也就与我们一贯的判断之间拉开了极大的距离。

如果将古老的文学传统作为一种规范来考量，我们会发现：一名尚未进入研究状态的读者，他对文学一定会怀抱某种基本的期待：或者希望从文学作品中获得情感的补偿，或者通过文学作品达到宣泄情绪的目的，或者从文学作品的故事情节、人物形象、风光景物等方面获得一种精神的满足，达到愉悦身心的效果，等等。不过，在这种文学传统的背景下，读者寄予文学的种种期待，并不是需要过分地劳心费力即可获得，因为文学家往往借助于表象世界就能将思想感情融于其间，传达给读者。当我们转换一种视角，从文学批评的角度来考察，也会发现，自从古希腊时期亚里士多德的“模仿说”成型以来，一直到19世纪浪漫主义文学批评，其关注的重心仍然在于文学作品是否表现了人类的真实生活和真实情感，至于化合而成这种生活或情感的精神世界的种种元素是如何起作用的，却不是那个历史阶段文学的追求目标。

然而，这样的情形在19世纪中后期的西方却遭到了无情的冲击。虽然初始阶段力量不够强大，但随着非理性主义哲学观念日益渗透进西方人的精神世界，并与他们对时代和社会的感悟不谋而合，新文学对传统文学的冲击力在逐步加大，直至形成一场声势浩大的现代主义文学浪潮。这一文学之潮奔涌流荡，时而浪高千尺、时而和缓推进，在百年历史中却从未停歇，直至绕遍世界各地，或者留驻而为滋养之源，或者匆匆过往而漫漶无迹。中国二十世纪文学中，西方现代主义文学在不同阶段、不同作家作品中亦留下了深浅不同的各色印记。而在残雪的文学创作中，我们所看到的西方现代主义创作思想、艺术手法的强大影响，已非印记可以表征。

时代与社会的必然要求20世纪80年代，中国当代文学经过了一次历史性的变革。许多当代文学史家都指出了这种巨大的政治、经济、思想、文化等的变革对文学所产生的本质性的影响。陈思和在《中国当代文学史教程》的绪论中简单阐明了他对当代文学分期的基本依据，指出1978年以后中国思想文化真正进入了改革开放时期。1979年10月，中国文学艺术工作者第四次代表大会召开，成为中国当代文学发展进程中一次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历史事件。邓小平在会上发表讲话，明确提出中国共产党在领导文艺工作中“不要横加干涉”，而且承认文学艺术有其自身的特征和发展规律。这是对文学艺术的一次解放。1942年，毛泽东发表《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其中提出了“文艺为工农兵服务”、“文艺为政治服务”的口号。从那时开始，特别是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文学艺术始终以政治附庸的身份存在，成为宣传革命思想的工具，这严重阻碍了文学的发展，甚至剥夺了文学独立自主的权利。于是，在“第四次文代会”召开的次年，中共中央提出了“文艺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的总方针，虽然对文学艺术的要求没有发生质的改变，但其表现领域大大拓宽了。到1984年，胡启立代表中共中央在第四次作家代表大会上讲话，允许作家有创作的自由。自此，被禁锢了多年的文学艺术终于有了自由表达的权利。这意味着一个真正的“文学百花”遍地盛开的时代即将到来。“总的说来，80年代的文学充满了生机勃勃的创新精神和活跃气氛。”

在80年代以后的文学发展中，作家们既秉承了五四传统中知识分子身上的使命意识，把教化民众和改革社会作为自己义不容辞的责任；同时，对文学本身价值的关注和强调，也成为这一时期作家们的普遍追求。

80年代，构成中国文学创作主体的作家，一部分是“五四”一代的老作家和50年代活跃于文坛的作家，这两部分作家怀抱着不同的文学理念，在重拾笔墨之后，将因文革而被迫中断的文学梦想付诸实现。如果说上述两类作家是“重放的鲜花”，那么有相当一部分首次登上文坛的作家，则是在改革开放以后的中国文学园地刚刚“盛开的鲜花”。这部分作家面对仍然平板的文学现状，产生了十分强烈的变革愿望。“复苏的‘五四’传统中还有一条‘重建那种重视文学自身价值的立场’，在‘文革’后的文学理论和文学创作中表现得十分积极。文学理论上有关于‘文学主体性’、‘小说形式探索’、‘现代主义技巧’等问题的讨论，……相比之下，文学创作的意义更大一些，许多作家对西方现代主义思潮的借鉴，大大地开拓了表现现代人感情意识的艺术空间。”

纵观中国文学史，我们看到，并非上个世纪80年代的作家首度表现出对文学自身价值的重视。早在五四新文学出现之初，许多诗人、作家就表现出对艺术形式的强烈关注。五四之后的第一个十年，新诗在发展过程中，随着新月派诗人提出“新诗格律化”的主张，穆木天、王独清等人很快就在“纯诗”的提法下分别提出了自己的主张。如穆木天关于“纯诗”的概念包含两个含义：“首先诗与散文有着完全不同的领域，主张‘把纯粹的表现的世界给了诗作领域，人间生活则让给散文担任’，‘诗的世界是潜在意识的世界’，诗‘是内生命的反射’，‘是内生活真实的象征’。其次诗应有不同于散文的思维方式与表现方式：‘诗是要暗示的，诗最忌说明的。说明是散文世界里的东西。诗的背后要有大的哲学，但诗不能说明哲学’，……另一位在他们的主张里，我们能够看出他们对诗歌形式的重视，同为早期象征派诗人的王独清在与穆木天的讨论中，又突出了‘感觉’的因素，强调‘色’‘音’感觉的交错，主张‘作者须要为感觉而作，读者须要为感觉而读。’此后的两个十年，对文学形式的强调也一直在文学家的创作理念中存在，只是有时显明，而有时则隐晦曲折而已。

但是，与上个世纪30年代相比，80年代中国文学创作和文学理论对文学形式的新要求，已经不单单出自对文学自身价值的强调，更准确地说，应该是文学表达新思想、新观念的必然要求。对于冲决了种种传统禁锢的中国当代文学来说，它最迫切的需求在于改变长期以来形成的僵化局面，通过展现新的文学形式表达对新的文学理念的热望。这就需要借助于外来文学的新鲜因子的介入，从而改变一成不变的文学生成链条，以孕育出具有更强大生命力的新文学。这恐怕才是中国当代文学强大起来的必由之路。

文学的发展和兴盛，单纯地依靠对本土文学传统的继承，肯定无法实现。只有打破壁垒，吸纳不同文化中积极的、有益的因子，与之融合，才能构成促进文学发展的巨大力量。这一点不仅在此时期的中国文学中得到体现，而且在中外文学发展史上已经得到了反复证明，比如，我国古代盛唐时期文学的繁荣，即得益于对印度佛教文化以及周边国家优秀文学成果的大量吸收；近现代文学发展过程中，五四时期中国文学对外来文学的大量接受，成就了一个历史时期文学的辉煌。针对这样的文学发展规律，老一代当代文学研究家张韧先生以当代文学作为案例进行了深入、细致、科学的考察和研究，他认为：“面对潮水般输入的从西方文艺复兴到近现代、从欧美到俄日的时空纵横的文学影响，文学研究会、创造社、未名社、沉钟社等带有流派特色的文学社团也就纷然崛起了。其中‘为人生’派，接受俄罗斯、东欧北欧诸国关注社会问题的文学精神，创造社则主要受英法德等西欧浪漫主义以及唯美感伤的情致影响。……当我们回首20世纪中国的文学进程，绝对不能轻忽了世界文学和文化的引进及其影响。真如茅盾所言：‘我们现在所讲的什么新文艺，根芽完全来自异域的。’”同样，日本在明治维新之后的文学也经历了一次对西方文学广泛的接受和扬弃的过程，“日本近代文学……在短短的几十年间，几乎走过了欧洲文学从文艺复兴到20世纪初长达几百年的历程。”日本文学“受到来自外国文学思潮的冲击与影响，从内容到形式，从思想观念到审美风格都进行了一场革命。”而“文学内在主体精神的变化直接导致了文本建构及文学形式的更新”。

中国在结束了文革，也结束了闭关锁国的时代以后，文学也“打破了单一，以其自身的多元多样与色彩斑斓，标明新时期文学是当代文学历史上最为辉煌的时期。”③尽管在今天看来，这样的结论未免有些操之过急，但论者对那个阶段文学表现的特征掌握得非常准确。当然，这斑斓中一定有像残雪小说这样的文学炫目又难以定义的色彩存在，且给当时直至今日的读者带来强烈的视觉和心灵冲击。而像残雪和其他各种写作风格、各种艺术追求的作家共处于中国文学同一时空之内，也正如研究者所言，是得益于“改革开放，打破封闭，敞开大门，与世界文学重新恢复联系，多边借鉴，全方位‘拿来’”的文学形势，而这样的文学形势当然也得益于全面开放、兼收并蓄的时代和社会形势。短时期内，中国文学对西方不同时期、不同流派文学的接受和吸收也如同嚼咽压缩饼干一般完成得快速而养分丰富，“这一方面反映了刚从禁锢状态走出来的当代作家们，一旦呼吸到世界文学的新鲜空气，立即爆发出封闭已久的求新创新的渴望；另一方面说明，新时期在译介、接受外国文学方面是何等的多样、丰富和迅猛。”

新时期的中国文学仍然一如既往地关注人。新时期以前，中国文学虽然也一直奉高尔基提出的“文学是人学”的思想为圭臬，但在理解这一观念的时候，却将人的价值体现于其站在哪种政治立场上、为何种政治服务的方面。到了改革开放以后，当代作家在作品中继续以人为核心，但它重温了启蒙主义的历史进程，对人的关注侧重于对人的价值和尊严的肯定。当人的尊严重新获得尊重的时候，如何使人获得尊严，如何维护人的价值和尊严也便成为作家们深入思考的问题。在思考中，有一个不可回避的问题困扰着思想者：从古希腊至今常谈常新的话题便是人性的复杂，认识他人艰难异常，而认识自我比认识他人还要艰难。阿波罗神庙上的那句箴言“认识你自己”是远古人类的困惑，也是今人的困惑。人性中的美丑善恶交替表现，甚至叠加在一起，难分伯仲，也许换个角度来审视，对象（既包括人——人的自身行为、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也包括事物）本身的善恶是非则难以界定。人性的困惑重新成为文学家热衷探讨的问题，缘于许多人对中国社会刚刚结束的历史劫难的反思，“文学终于从通常所说的政治反思转入文化的反思”。对社会政治的思考引导人们转入对国民性的思考，再由此转向对人性局限性的反思。在这样的前提下，“探究自我灵魂”便成为一部分文学创作的主题。针对这种文学形势，张韧先生做如下分析：“于是，有关审视人的西方文学文化书籍，探索复杂人性心态与自我缺陷的外国作品，也就大量进入中国书市了。……当新时期的文学在发现人的局限时，需要现代主义与后现代主义文学；西方现代派与后现代文学的输入，又为新时期文学第二次人的发现（第一次为发现人的价值和尊严，第二次为发现人性的复杂性和自身的弱点——引者）而推波助澜。”

张韧先生所提出的观点，对于我们研究残雪为什么钟情于卡夫卡、博尔赫斯、卡尔维诺等作家和作品，具有重要的启迪意义。他指出，新时期作家们借鉴西方文学中的哪一类作家和作品，是与本土作家的个性与接受兴趣密切相关的。现代主义作家在读者心目中的地位已经大大超过了过去在研究者和读者心目中几乎无可替代的经典作家的地位，“并不是作家自身价值的幻变，但这一现象却恰好说明，新时期文学因其两次人的发现与思潮的变化，对外国作家作品的需要也就随之发生变化了。……以现实主义为主流的中国文坛，现代派与后现代派所以输入并站住了脚，不仅因为它的技法如意识流、黑色幽默等可资借鉴，而且它在揭示人和人性的多重性方面，有其不可忽视的价值。所以，80年代中期以后当文学进入人的自我局限的发现期，以文学为重心的西方多边学科的文化热流也就滔滔而来了。”刘再复在总结中国新时期文学十年的发展状况时也指出：在这十年中，“新时期文学的感人之处，就在于它以空前的热忱，呼吁着人性、人情和人道主义，呼唤着人的尊严和价值。”而由于有第一个十年文学所奠定的基础，在新时期文学第二个十年的肇始之日，文学就表现出如下两个突出特点：“一是起点比较高；二是在社会基本上已经提供了良好的外在条件下，努力创造自身的内在条件以超越自己，走向一个新的高度。第二个十年将是作家的建设意识、自我超越意识、双重使命意识的强化的十年。”